第21条并未单独根据婚姻缔结地确定法律适用。
如此，在我国系属的体系化考量中。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的系属构造，既可以看作是复合连接点构成的系属，也可以看作是婚姻缔结地法这个系属的附条件适用。
由于第41条所设计的阶梯系属意思自治＞特征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已经属于一个收敛性系属，因此并不存在系属残缺及其补全的问题。由上可见，极端但可能情形的出现，挑战了此前所有的体系化方式，这就再次提示了系属体系存在着问题，它表明系属的体系化进程尚未完成，因为完成了的体系化系属，应当对各种问题、包括极端问题作出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也是有理有据的回应。如上所言，设若具体系属在特定案件的适用中偏离了原则性系属的指向，其法律适用如何救济。另一方面，第21条又的确对涉外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没有作穷尽性的规定，立法者显然在构造本条的系属时忽略了婚姻缔结地与当事人双方国籍、经常居所地的分离。(二)援引兜底规则，也属无效之举。
根据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何舜珠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曾立言系中国公民，住所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双方在内地结婚。抽象地考虑特定系属的合理性也并非不可能，萨维尼在为法律关系配置本座时，尽管需要根据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具体地考虑本座，但贯穿这些合理性考虑的一个抽象理性标准就是当事人的意志服从。某一上尉或中尉需要进行调查并向首席官员或管理者提交书面报告。
怠于行使用枪裁量权的情形在实践中较为突出，这是值得予以重视的。警察所属配枪部门接到使用枪支的口头报告后，应当及时上报所属公安机关。在具体的法律制定和修改上，一方面，要改变目前法律、法规、规章限定警察使用枪支的倾向，要在约束的同时将现场用枪的处置权交给现场执法人员，而不是简单地束缚其手脚。是否应赋予警察用枪过程中一定的裁量权[5]？这种行政裁量权的程度如何？从程序上如何监管此类裁量权？这些问题首先应予以探讨和研究。
事后规范程序既是为了审查警察用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强内部监督程序督促警察审慎用枪，对违规用枪行为依法惩戒。行政执法的领域、职权、目标往往是固定的，但是实现行政执法目标的途径却不尽相同，手段的好坏、合理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实际的执法效果。
{3}269 对于第二类案型，违规或不当使用枪支导致的事件中，警察持有、使用枪支具有合法前提，系因警察个人素质、现场处置能力等导致的意外事件。(3)使用枪支时采取的警告措施。警察用枪的立法理念，应由管理型、约束性立法向引导性、规范性立法转变。但是从我国警察执法的实践来看，现场鸣枪警示也存在诸多不足：1.易消耗本来就有限的配弹量。
必要性原则要求在可以实现同样行政目的的多种方法与手段中，尽量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法与手段。{25}社会分工是社会自发的而非计划和理性设计的结果，社会分工细化也就意味着社会日趋专业化。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行政裁量权在行政领域的存在是必须和必备的，警察行使执法权亦是如此。否则，把错了脉、开错了方，所采取的措施再及时、再努力，可能都会起不到作用，甚至适得其反。
该条规定的15种紧急情形中有5类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如防火、劫持航空器等)，其他10类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或者危及包括警察等在内的他人人身安全的情形(如抢劫、暴力袭警等)。更为保守的做法在日本，它们认为射击逃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法的，警察和平民都应对任何所造成损害大于所避免的伤害的自卫行为负责并受到惩罚。
对鸣枪警告、开枪射击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验证并形成卷宗。即便是用枪裁量权的行使也要符合立法本意，不得为个人利益或者某些群体利益而曲解立法目的。
《警察通例》第29-05条明确了警察开枪后的报告制度，通常限于警务人员为职责需要或履行其合法职务而开枪的事项。{21}17 对于警察的宣传过于空泛、形象虚拟化，难以引起公众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理解。裁量权过大容易被滥用、不受控制，而裁量权过小则会导致警察畏惧用枪，无法实现警察配枪制度的既定效果。我国香港地区《警察通例》第29-04条规定：如警务人员从枪袋拔出枪械或举枪，须在安全时将实情向所属的总区指挥及控制中心报告。当然，这里的成本不局限于行政执法的成本，因为作为执法对象的人的损失，亦是成本，比如警察开枪导致的相对人伤亡就是昂贵的执法成本。公民社会引发网络抗争，同时抗争激活公民社会，并推动它的发展。
4.不使用致命射击方式对待手无寸铁、非暴力的犯罪嫌疑人。第三类是警察合法使用枪支引发的舆论热议。
很显然，在背离警察用枪基本立法目的情形下，以所谓的用枪裁量权作为使用枪支的法律根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更遑论那些利用警察身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符合裁量权合法性的观点。[7] Mattis v. Schnarr, 547 F.2d 1007，1020(8th Cir.1976). [8]例如，2000年3月，湖北省洪湖市某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聚众赌博案件中，为控制局面鸣枪示警，不慎导致从赌场中跑出的叶某中弹身亡。
督察部门作为公安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部门，调查警察用枪的情况属于其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既是各国各地区的惯例，也是该部门作为内部监督部门的职责所在。{14}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情形下的任何等级的紧急情形，警察都可以用射杀方式用枪。
国际上，警察武力使用手段相应分为语言引导、语言控制、徒手控制、警械控制、杀伤性武器使用五个层次。摘要: 从警察用枪引发关注的主要案型来看，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的原则性与警务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既涉及到警察这一公共权力运用的专业准则，又涉及到普通大众对警察用枪的认知、可接受度以及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等多重因素。自我约束还意味着警察应当对双方的武力对比做必要性的判断，包括对相对人的人数、年龄、是否携带枪支或其他危险物品等作出合理确认。
由于行政法上的自由裁量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事先赋权，以相关立法目的为基础并根据公正合理的法律价值，通过自行判断现场行为条件、决定行为方式。2.比例原则还意味着用枪行为要适度。
但是，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发生的因警察违法用枪而致人伤亡的事件，又导致民众对警察用枪的正当性提出质疑。(2)使用枪支时的现场情况。
寻求稳妥的身份展示方式，是警察用枪程序设置中的特点之一，是现场裁量权的必备环节，也可以与警告程序等相辅相成，共同彰显警察现场处置的威慑力，从而减少违法行为人的伤亡程度。警察用枪执法应遵循比例原则，须避免造成违法者不应有的损失。
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说，警察用枪的前置程序设置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有和领用枪支的程序性要求 多数行政执法单位及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无需额外获取法律授权或履行特别法律程序{19}139-140可见，信息不透明，容易引发巨大社会危机，而正确的危机公关，有助于起到安抚民心、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社会紧张状态的作用。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但后来在Mattis v. Schnarr一案[7]中，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庭首次宣布这一原则违宪。
其一，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的原则性与警务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避免警察用枪可能造成民众误会，基本上都会选择主动说明、公开的工作模式。
自我约束还意味着警察应当对双方的武力对比做必要性的判断，包括对相对人的人数、年龄、是否携带枪支或其他危险物品等作出合理确认。虽然该条款对适用执法配枪的人员作出了原则规定，但是涉及的行业、人员种类众多，现有的程序性法尚不能实现一一对应。
但是，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以及公民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惯性思维，那就是只要警察个人出了问题，其所在单位就无法脱离干系，受伤害的公民或家属往往首先会向违法个人的所属单位索赔，而行政机关也常常为避免事态升级、尽速消除负面影响，无可奈何地以非常规手段替个人承担所谓的赔偿责任。{22}243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朋友圈各种谣言漫天飞的时代，面对涉及警察用枪产生的公关危机，一味地去维护警察高大上的形象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不如放下身段，用活生生的案例告诉百姓人性化的警察真实形象，引导媒体、公众去多角度了解、认识、认同警察执法，才能真正赢得公众对警察使用枪支初衷的理解和信任。
